解放战争期间，尽管我军也经历了不少败仗，但像金门战役这种三个团几乎全军覆没的情况，实在是前所未有。金门战役的失利原因有很多，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船只的不足。福建作为沿海城市，本应有充足的船只资源，尤其是以运输和捕鱼为生的居民，理论上来说船只不应该是问题。
然而，当汤恩伯从厦门败退时，他强行收缴并销毁了大量民间船只，这一举动大大增加了28军征集船只的难度。再加上厦门解放的时间较短，地方工作尚未完全展开，民众的积极性并没有完全调动起来。很多船主不愿意交出自己的船只，甚至将它们藏了起来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金门战役的指挥员肖锋费尽心思才勉强征集到300条船。在那时的条件下，这些船每次最多能运送三个团的部队，需要多次往返才能把第二梯队送上岛。结果，在金门战役爆发后，这300条船运送了第一梯队登岛后，全部搁浅并遭到敌机炸毁，没有一条船能够返回。原本准备登岛的第二梯队只能在岸边焦急地等待。第一批登岛的三支部队因此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，最终经过两天三夜的激烈战斗后失利，9000余名官兵大部分英勇牺牲，剩下的被俘。如果当时能够有更多船只一次性将8个团的部队全部运送过去，岛上的守军或许连胡琏的增援都等不到，就会被我军消灭。然而，尽管船只不足是一个原因，但在当时的条件下，300条船已经是极限。如果想要更多的船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推迟战役的发起时间。实际上，金门战役的失利并非仅仅因为船只不足，肖锋与韩先楚的差距才是决定性的因素。 肖锋是金门战役的前线指挥员，而韩先楚则是海南岛战役的主要指挥员之一。尽管两人都指挥过渡海作战，但在战前准备方面，韩先楚的工作要细致得多。四野征集到的船只多为木帆船，而木帆船的航行速度受风向影响很大。为了更好地掌握航行条件，韩先楚亲自走访渔民，了解到每年从正月到清明期间，琼州海峡的北风或东北风是最有利于渡海的时机，而一旦过了谷雨（4月20日），风向会变成南风，南渡就成了逆风航行，极大地影响了船只的速度。掌握了这一重要信息后，韩先楚多次向上级建议在谷雨前发起海南岛战役。此后，他带领40军展开积极备战，克服了部队不少士兵不熟水性、晕船等问题。韩先楚请来了渔民当教练，开展了针对性的海上大练兵，使部队熟悉了航海技术，掌握了如何识别风向、划桨、掌舵等技能，还学会了水上编队、通信联络等战术动作。在训练过程中，官兵们还创造了一些新的战术装备，例如，一支连队发明了登陆滑板，用来解决大船快速登陆、减少伤亡的问题。另一支营队则做了实验，研究如果船只受损，会不会沉没，最终得出了坏船可以浮起12到13人，甚至还可以通过特殊设计支撑更多重量的结论。在战役的准备阶段，韩先楚的细致工作帮助部队克服了渡海作战的种种困难。而金门战役的准备工作则相对粗糙。肖锋在接到解放金门的任务后，虽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船只的征集上，但并未对金门水域的潮汐情况进行充分了解，甚至对涨潮和落潮的具体时机没有清楚的掌握。当时，28军征集到的300条木帆船受潮汐变化影响很大，登陆后如果遇到退潮，船只极易搁浅。肖锋本可以通过走访当地渔民，掌握潮汐的变化规律，这样便可以有效避免搁浅的情况，甚至能提前一小时发起战斗。即使如此，第一梯队的船只不会因为潮水退去而搁浅，第二梯队也能及时登岛，避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。同时，肖锋也可以像韩先楚一样，请渔民对士兵进行基础的航海训练，让他们了解潮水的变化，掌握一定的驾驶技能。然而，肖锋没有做到这些细致的准备，尽管他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老将。在当时，28军的军长、政委和参谋长都不在军中，肖锋作为副军长独自承担了指挥责任，既要组织船只，又要制定作战计划，确实很难顾及到所有细节。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能对他做出过于苛刻的评判。 1949年10月24日夜间，金门战役爆发。300条船运送第一梯队时，因潮汐退去，船只全部搁浅。天亮后，敌机赶到并炸毁了这些船只。第二梯队由于没有船只可用，只能在岸边等待。第一梯队的三个团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，尽管战士们英勇作战，但最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，9000多名官兵大部分牺牲，剩余者被俘。战后，肖锋受到了降职处分，虽然在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，六年后才晋升为少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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